︽我的義工經驗︾


　　回想起來，我做義工的時間應讓追溯到我在唸大學的時候，我那時已是天主教徒，天主教教友如果去彌撒，就可以領聖體，住院的天主教教友就沒有這種福份了，因此有神父會主動地到醫院去給病人送聖體，我在大學的時候，認識了伯達書院的牧育才神父，當時他大概四十歲左右，現在可能已過了八十歲，他每週固定地從台大騎腳踏車到台大醫院去送聖體，而我算是一個陪伴的年輕人，在神父送聖體的時候，我站在旁邊，當然也幫一下忙。

　　由於我常去台大醫院送聖體，我認識了不少社工人員，不知道是經過什麼管道，我開始替台大醫院的社會服務處做送書給病人看的服務，我和另外一位叫做沈彼德的好朋友，每週要去推一輛車子，車子上放滿了書，我們的任務是將這些書送給那些喜歡看書的病人，回想起來，當時一定也有不少的病人是長期病人，他們長期地住在醫院裏，當然非常寂寞而且無聊，我們的書一定帶給他們很多的樂趣。

　　在醫院裏，我們遇到了一位老先生，大陸人，好可憐，一點兒零用錢也沒有。我當時是個窮學生，也無法獨自幫他忙，我就想到一個好計，找了十位電機系同學共同幫忙，每一個月，他們要給我一些錢，我再將這些錢帶給那位老先生。這些同學也是窮學生，可是他們當時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，而且也從未間斷過。

　　在醫院裏服務，也使我這個年輕小伙子看到死亡的悲劇，而令我最不能忘懷的情景是一位三星上將的鏡頭，我那時曾經到新兵中心去接受過入伍的訓練，嘗試過做小兵的滋味，不要說將軍了，我們看到少校都認為是偉大的人物，三星上將是遙不可及的人物，偏偏有一天，我在走廊上，看到這一位全身畢挺軍禮服的三星上將，由他的家人扶著，哭得像個淚人兒，顯然是他的親人去世了，而且顯然是突然去世的，所以他穿了全套的軍禮服，大概是在什麼典禮中趕到醫院來。我這一下才瞭解三星和小兵又有何差別，只要死神一到，大家又平等了。無怪艾森豪總統死的時候，遺囑上說他的棺材一定要和小兵的棺材一模一樣。

　　大概在醫院服務不夠刺激，我找了一個機會到台北監獄去服務了。台北監獄當時在愛國東路，我找到了一位神父，他進監獄的時候，也將我夾帶進去，去了很多次以後，我就單飛了。

　　監獄當然不同於醫院，我一直認為監獄是社會裏最黑暗的地方，而我又發現只要你願意去，這裏也是最有意義的地方，因為任何一種小小的善事，都常會得到很大的回響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去了監獄，那天天氣好悶熱，外面傾盆大雨，裏面亂做一團，因為有大官要來參觀。剎風景的是地上很髒，引來了大批蒼蠅。監獄裏管事的人找了一位小犯人用蒼蠅拍打蒼蠅，這位小犯人絕不超過十歲大，他打蒼蠅的技術不是很好，打來打去打不到，我當時沒有事做，就從他手中拿過蒼蠅拍，幫他打到了不少的蒼蠅。

　　當時我蹲在地上，我聚精會神打蒼蠅的時候，那個小犯人忽然緊緊地抱住了我不放，我窘不堪言，那些管理員也被這個情形嚇了一跳，他們花了很大的力氣，才將他從我身上拉走。

　　為什麼那個小犯人會緊緊地抱住我呢？後來我知道原因了，這個孩子有非常悲慘的身世，從小到大，從來沒有人對他表示過任何愛與關懷，我這麼一麼小小而且無意的動作，使他深受感動，也使他深深地感激我。

　　我們常說：﹁勿因善小而不為﹂，我的故事是一個好例子。很多不幸的人就在我們的身邊，他們在等待我們的關懷，我們應該伸出手來輕輕地安慰他一下，因為這是他們最需要的。

　　我在監獄服務的時候，曾有一位年輕人變成了我的好友，他總覺得他在監獄裏不是一件光榮的事，他當然知道他不是一個受到尊敬的人，所以他常常提起他的母親，說他母親常去看他，他說如果我去拜訪他的母親，我會比較看得起他的。

　　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建議，抄下了他家的地址，騎了腳踏車去找他的母親。令我大驚的是，他的母親根本從來沒有去看過他，因為這個家庭是一個非常保守而有道德觀念的家庭，我朋友的爸爸認為兒子犯了罪，被關入了監獄，是一件羞恥的事，他因此而禁止了全家人去看﹁我的朋友﹂。所以我在監獄的朋友這幾年來從未享受過家庭的溫暖，所謂﹁我的媽媽常來看我﹂也僅僅是一個幻想而已。我去了，碰了一鼻子的灰，那位嚴肅的爸爸將我趕了出去。可是故事的結果卻是很美的，朋友的媽媽還是去看了他，他的姊姊和弟弟也都和他恢復了來往。如果我不去看他的媽媽，我的朋友永遠是一個沒有家人來訪的孤獨受刑人。

　　從美國回來以後，我在新竹的清華大學服務，附近有一個德蘭兒童中心，好有名，我和我太太常去捐錢。後來我擁有一輛機車以後，就去做義工了，教英文。有一位小朋友有一天忽然告訴我，他不要我教了，我去買了一台錄影機，送給了他，他又讓我教了。我這人真是淪落至此，連做義工也要出錢買學生。

　　德蘭中心的孩子們快樂無比，而他們的快樂也都表現在他們的調皮上，我教書的時候，通常是一對一，他們因此都還很乖。有一次，我帶幾個靜宜大學的學生深入孩子們的臥室，看他們做功課，每個孩子旁邊都有一個義工在看著他們。這些義工年紀大約三十歲左右，都是工程師，脾氣極好。相信我們沒有進去以前，孩子們還蠻乖的；一旦發現有了客人來，這些小孩子們就瘋了起來，所謂人來瘋也。有一位學生們事後向我說：﹁李教授，我不敢到這裡來做義工，我會被他們氣死了。﹂可是他們一致認為這些小孩子們真是活在天堂裡。

　　我每次到德蘭中心，看到那些慈祥的修女，就會精神一振，再多的煩惱，也不見了。

　　我到了靜宜大學，有一天，收到一封信，這封信是一位台中啟明中學的全盲學生寫來的。他說李教授向來願意幫助盲生，因此要求我去教他英文，我問同事台中啟明學校離靜宜大學遠不遠？他們異口同聲說不遠。我按照地圖，開車去，才發現要一小時之久，但我既然號稱是大善人，只好答應了。這麼一來，我連續三年地教了兩位盲生英文，一位考上了淡江大學歷史系，一位在靜宜英文系。

　　這兩位寶貝學生和我變成了好朋友，也和我沒大沒小地胡扯。我暑假去教書，知道他們沒有好東西吃，有時會請他們到附近的飯店吃飯。有一次，我付帳回來，發現兩個小子在竊竊私笑，就問他們笑什麼？其中一位說他們在研究一個問題：﹁被李教授請客，應不應該感到有罪惡感？﹂我問他們，答案是：﹁應該沒有，理由是李教授已經賺錢，而我們沒有，所以李教授應該請我。﹂我聽了以後，覺得言之成理，可是我仍然強辯，我說如此我必須再等五年，因為他們當時只有高中，既使畢業後可以立刻考上大學，也要唸四年後才能賺錢，我說：﹁萬一我在五年內蹺辮子，豈不是撈不回本？﹂這兩個中有一位比較調皮，他說事情有三種可能性，第一，我比他們先死，當然他們無法回報；第二，他們比我先死，當然也無法回報；我就問他第三可能性呢？這個小子說：﹁我們一起死掉。﹂講得我氣得半死，因為當時就要開車送他們回去了，豈不是觸霉頭嗎？

　　可是我心裡是很高興的，因為他們並沒有把我當成什麼偉大的恩人，而把我當成了好朋友，好朋友是應該幫忙的，沒有什麼該感謝的地方。

　　我做義工，一直沒有參加任何團體，也沒有組織任何團體，我怕團體是因為一來我不喜歡開會，二來我不喜歡義工團體那種比﹁業績﹂的可能性。這次九二一大地震，我碰到好多義工團體，他們紛紛向我表示他們有多偉大，我的感覺是他們有一點兒互相在競爭，這一點我非常不能接受。我認為做義工，絕對是為了別人，而不是為了自己。因此我們是不該談業績的，更不能和別人比賽。

　　我在台中惠明學校做義工︵帶一批又盲又智障的孩子走路︶的時候，曾經碰到來自逢甲大學的學生義工，他們原來屬於我國一個著名公益團體，那裏知道這個團體內鬥，居然將義工隊解散了。這些逢甲大學可愛的學生們絲毫不為所動，解散歸解散，義工照做不誤，他們和我一樣，都是以私人身份參加的。

　　我更喜歡大家瞭解，義工工作應該是長期性的，每年很多大學生會跑到山地去服務那些山地的小孩子，和他們唱歌跳舞。幾天下來，那些天真的小孩子會對大哥哥大姐姐產生了感情，可是時間一到，大學生行李收拾好，下山了，留下山地孩子一片茫然，他們感到難過，因為他們以為這些大哥哥大姐姐是要留下來的。

　　最近，我發現很多人在訓練義工，被訓練的義工卻又不知道到哪裏去工作。我對這些事情永遠百思不得其解，有的是工作需要我們去服務，只要你有心，怎麼會找不到義工工作做呢？替老人院掃地，擦玻璃窗，燒飯等等，都是很容易做的，根本不需要什麼訓練，問題在於你肯不肯去做這些不起眼的事。

　　有人會問我，為什麼不捐錢給德蘭中心，讓他們送孩子去補習，而要自己去教書，我的回答是﹁愛的種子，必須親手撒出，而且每次一粒﹂，這不是我說的，而是德蕾莎修女說的，我希望每一位只想捐錢，而不肯親自幫助別人的善心人士，能夠細細體會這句話的真義。

　　也有人告訴我，他就是放不下身段，所以心有餘而力不足，自己是總經理，怎麼能夠去洗碗？自己是有名的數學教授，如何能去教國中生數學？我的建議是｜｜﹁勇敢地踏出第一步﹂。一旦你踏出這一步，你就會發現一個美麗新世界，我保証你會在這個新世界中得到無比快樂和平安的。